最终，法庭宣布被告人无罪。

见高木鉦作《都市計画法（法体制再編期）》，载《日本近代法発達史》勁草書房1960年第133页。[5]久保光宏，2005，《まちづくり協議会とまちづくり提案》，京都：学芸出版社。

此后，随着制度建设的深入，地方公共团体进而通过地方性立法，以制定条例的方式建立起正式的"社区营造"法律制度。从这些理念中可以看到，解决中心城区问题的对策，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商业再开发，而应注重"城市中心居住"价值。10有观点认为，城市规划之所以能够成立，其根据在于"公"对于"私"的优先性，但对于什么是"公"的问题，除了依靠国家强制力的"国家公共性"之外，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民公共性"及其内容构成。2."社区营造"条例 在地方公共团体能够行使立法权的范围之内，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被称之为"社区营造条例"的地方性法规。制作和运行该共同的场合便是"社区营造"的目标，其活动需要这样的基本理念：①整体的理念：社区不是零碎状的存在，而是一个整体。

这些做法，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在立法等活动时，通过接受这一概念的表述而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其对制度建设的要求，如后述部分提到的现今法律制度中对地方主体和市民或居民参与的吸收，但另一方面，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社区营造"概念的复杂化、空洞化和模糊化。与此相同，针对"规划"所形成的对置性概念是"营造"。（2）从财产权利的社会表现看，更多的是以家长控制为代表的家庭所有制，而不是体现 个人意志的私人所有制。

（注：[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 7年版，第203页。）这是描述中国法律传统时权 利一词的典型用法。如盖尤斯的《法学阶 梯》言，所有的子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他们处于尊亲属的支配权下时，就可 以被后者按照买卖奴隶的方式加以买卖。因此，即 使是上帝自己也不能使2加2不为4，所以不能把理性上认为恶的变成善的。

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 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古罗马法偏爱民事诉讼，而古代中国则侧重刑事 制裁手段，这也反映出东、西方对个体性的重视程度。

他们的论证也必然顺延自然哲学的手法，只不过把最初的物质客体换成了 个人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证仍要借助自然的法则。原载《环球法律评论》（京）2004年第秋期 进入 彭诚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私观念 私权 。作为西方法学的源头，分析对罗马法的影响，其实就是在一定程 度上探究西方法学所受自然法的影响。（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 南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35页。

） 并进而提出了无君无臣的乌托邦理想：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 兴，臣设而诈生。并且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那些处于夫权之 下的人。） 尽管个人主义的全部内涵并不能由个人的主体性涵盖，但缺少了主体意识就绝不存在 个人主义。积兔满市，过 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其真正意图不过是为了社稷恒久，君位永保，否则民是不可能贵的。（注：参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卷。

该差异引致了观念权利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他指出：自然权利概念包含着该权利从一开始就是归属于个人并受到特别重 视的观念。

如真正认可民之社会地位的话，就不能靠圣王的恩赐，而要靠由民自身制定的制度承认 其个人权利。从历史源头说，罗马文化包括罗马法的确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 存在于大约公元前5世纪以前（集中在公元前7—前5世纪）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从探究客观 世界的本质开始，当时的哲学家如泰勒斯（公元前624-?）、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1-前 547或546）、阿那克西米尼（公元前588-前524）对事物的本质问题非常感兴趣。（第1 32页）这说明，该书中权利一词的使用实质是跟主体身份平等、意志自由结合在一 起来谈的，这就跟笔者所概括的观念权利内涵相吻合。在罗马，法律老早就成为一种科学 了。与西方世界以法律固定财产的形式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从 统治者的口里或诏书里给予其臣民财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行政的手段固定财产归属。

如孟子言，……若民，则 无恒产，因无恒心。） 但我们不能忽视东西方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固有不同基因，这便是西方文化传统蕴含的 对个人主体意识和主体法律地位的强调，而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主体意识和主体法律地 位却是全面缺失。

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注：[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 001年版，第42页。

至少目前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实 在的权利制度或观念并不一定能发展成为观念的权利制度或理论。（注：[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 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46页。

） 正是有了实在权利和观念权利的区分，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研究两者的关系， 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探讨便也更加趋于历史真实。（注：[美]罗·庞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页。《礼记》中有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注：[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版，第77-78页。

）中国古代父对子的权力在古罗马中也同样存在。这种不确定、不稳固造成了权利存在的不可预期性。

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种欲望，即争取权力和那些能使人赢得权力的东西，如财 富、声望、文化、实力和成功。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全 面地承认主体资格、赋予主体参与制度（包括权利）创设的基本权利。

（三）中、西法律（权利）制度差别根源之所在——主体性 通过中西传统文化的介绍及其对法律（权利）制度产生的具体影响，可以发现两者的最 大差异在于个人主体性的有无以及法律对其承认和尊重的程度。（注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页。

）斯坦和香德认为，在传统上， 西方社会一直强调对个人价值的承认。（注：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上册），吉林大学 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注：梁治平、齐海滨等：《新波斯人信札——变 化中的法观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依韩愈的观点，尧是以传之舜，舜是以传之禹，禹是以传之 汤，汤是以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注：《唐令拾遗·关市令第二十六·十一》，参见[日]仁井田 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33年版，第720页。尽管它没有同罗马法一样发达的私法体系，对本属私法的保护也多 在刑律中体现，但不能据此否认古代中国有实在私权（下文将给出解释）存在之事实。

在作为一门科学的层面上，罗马法却是罗马人自己的创造。（第1表第5条） 即使是盗窃，也可进行和解。

（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页）。该宣言首先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争取独立与平等 地位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由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所规定。